当年也说高阙怎么怎么着，拿下就怎么怎么着；
结果死了那么多人，伤、残那么多人，十里八乡家家戴孝。
消停几年吧
安生种地不好吗
说到此，慈不掌兵这个概念，只可能为掌权者、‘掌兵’者所接受。
作为被掌的兵，底层民众非但不可能认可这一概念，甚至还会对接受这个概念的人感到愤怒！
因为慈不掌兵的内在逻辑，是不要将必要的牺牲视作洪水猛兽，要接受战略目标的达成，是需要承担一定代价、牺牲的——这一客观事实。
但在底层群众，也就是这一逻辑的‘受害者’眼中，牺牲，根本不存在必要与否。
牺牲就是牺牲，战死就是战死。
虽然战死也算是一种荣耀的死法，但他们只能接受别无选择的牺牲。
他们只接受在战争中，自己被逼不得已，退无可退，完全没有活路，只得无奈战死；
却绝对无法接受原本有活路、原本不用死的自己，却被上层将官主动牺牲掉、主动送进必死的陷阱当中。
——他们希望自己牺牲后，上官表现出来的是惋惜、自责；
而不是对此早有预料的理所当然。
所以高阙之战，汉家除了需要速战速决、尽快占领高阙外，还要将伤亡数字，尽可能控制在合理得范围之内。
什么是合理得范围
根据刘荣根据过往经验，所得出的大致估算：一支由五百人，而且大概率是同一籍贯的五百人所组成的司马，平均每有一个人阵亡，就需要有三个人因功得到封赏。
而且这三个因功得到封赏的人当中，至少应该有一个人，要和那位阵亡者同属一伍。
此外，这五百人的司马，阵亡人数最好不要超过五十人，且绝对不能超过百人。
只有这样，民众才会将战死者，归类为‘运气不好’，又或是自己没本事。
因为有那三个因功得封——尤其还有一个和自家大概率沾亲带故的小子，也因功得封作为参照；
便不会有人觉得，自家的儿郎阵亡，是因为汉家打了一场不该打、赢不了，亦或是需要用人命堆的战争。
只是运气不好罢了；
只是时运不济罢了；
只是技不如人罢了……
有了这样的自我安慰，再加上朝堂的抚恤、优待，以及那些因功得到封赏者作为榜样、激励，才能抵消将士阵亡，对民心民意所带来的打击。
具体到这场高阙之战，这个‘合理范围内的伤亡’，就更狭窄了。
——高阙之战，只要汉家得胜，那就是人均都能得到封赏！
且大概率连战死者，也能得到身后哀荣！
所以这一战，于战场上战殁、伤残，以及在战前、战后非战斗减员的人数，至多不能超过总兵力的四分之一。
用更直观的数字举例，便是高阙之战，倘若汉家派出十万人参战，那最多只能有两万五千人，因阵亡、伤残等原因失去战斗力。
听上去，似乎空间还挺大。
百分之二十五的伤亡率，无论放在哪个时代、哪种文明状态下的战争，都远远超过了军队的溃败线。
但别忘了！
郅都方才刚说过：要想将三万先锋送到高阙，郅都就得从博望城带五万人出发！
都还没开打呢，两万五千的伤亡指标，就要被郅都用掉两万！
就算这两万的非战斗减员，能有小半非死、非残，仅仅只是累脱力而失去战斗力，这指标也要至少用掉一万以上！
剩下一万五千人的指标，且不说够不够用在攻打高阙的过程当中了；
——光是主力部队跟进过程中的非战斗减员，都能把这总数两万五千的‘预算’给拉爆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高阙之战结束后，老农们听到的、看到的，是村里出去的十个儿郎，冻死了一个、冻残了一个，战死了一个，战场上残了一个；
剩下六个虽都立了功，却也都是身上挂着彩，或轻或重都受了伤。
换做是你，你会为了胜利而欢呼雀跃吗
你会觉得汉家，这是打了一个‘大胜仗’吗
当然不会。
你最多最多，只能接受一人冻死或战死、一人冻残或在战场上伤残。
余下八人，得大半都立功得封赏，且不能太过狼狈，不能受太明显的伤！
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继续教育你的儿孙：当兵好啊！
打仗能立功！
你看那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打了一场高阙之战，什么田宅爵位美娇娘，全都有了！
什么
你说隔壁那个倒霉催
嗨
打仗哪能不死人呐
还不是他没好好磨练技艺，才在战场上拉了胯
这就又给刘荣，以及刘荣掌控下的汉家，出了个天大的难题。
——这个时代的战争，并不只是把军人送到前线那么简单。
十万人的作战部队，哪怕是在内陆作战，都需要至少两倍数量的民夫、青壮，来负责后勤辎重的运输，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。
而高阙之战，是在塞外。
按刘荣最保守的估计来算，哪怕高阙之战，汉家真的只投入战役最低需求：十万战卒，也需要征发至少三十万人以上的民夫，来充当后勤运输兵，又或辅兵。
四十万人，在腊月凛冬的塞外，打一场攻坚战！
还得速战速决，还得控制伤亡——而且是包括非战斗减员在内的伤亡！
留给刘荣的选择，也就只剩两个了。
要么想办法，竭力避免，最好完全避免汉军将士，因天气因素而出现非战斗减员。
也就是给将士们百分百做好保暖，将冻死、冻残、冻伤的人控制在个位数。
要么，通过某种方式——比如几万大军潜入高阙，同时一对一抹脖子，兵不血刃拿下高阙之类，来极大限度的降低战斗过程中的伤亡。
二者都不大现实。
但刘荣，却似乎非选一个不可……